锐意相机行 新锐数码相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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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忘历史,痛说家史(十四)
邓铁梅用计反招抚 ,自卫军三次破讨伐
面对邓铁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的发展壮大,敌伪十分恐慌,于是便改变了手法,采取了军事“进剿”与招抚诱降相结合的两手政策。1932年8月,日伪当局让凤城县伪县长康济出面,利用其与邓铁梅旧相识的关系,派人给邓铁梅送了一封劝降信。邓铁梅与苗可秀研究后,决定将计就计,以争取一定时间休整与补充部队,便派总参议苗可秀、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,先后赴凤城、奉天与日军招抚代表“谈判”。苗、王二人与日伪调旋,敌方讨价还价,招抚心切,我则以假乱真,虚与委蛇,谈判多日僵持不下。最后苗可秀以请示邓司令为由,从奉天脱身返回抗区。敌人造谣说邓铁梅接受了“招抚”,并通过报纸、广播大肆宣传。对此,邓铁梅与苗可秀决计以事实戳穿敌人的阴谋。于是,他们将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6人从凤城县诱至自卫军控制区的刁窝堡处决,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抗日到底的决心。
日伪在“招抚”阴谋失败后,调动大批兵力向三角抗区的几个据点疯狂进攻。9月末,伪军李寿山率千余人攻占了民众自卫军的重要据点黄土坎。为了坚持长期抗战,该地必须收复。邓铁梅遂派苗可秀率部队于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突然发起进攻,激战至次日清晨,敌人溃逃。黄土坎收复之后,军心大振,于是又计议攻打李寿山的老巢大孤山。
1932年10月26日(农历九月二十四日),邓铁梅率部千余人,刘景文率部800余人包围了大孤山。大孤山镇有城壕方圆20多华里,壕内水深没人,外壕有铁丝网围墙。李寿山伪军3个团共1500余人驻守镇内,防御工事坚固,义勇军多次强攻未成。但镇内敌人也无法冲出镇外,一直围困28天,镇内粮草不济,人吃豆饼,马吃白菜。伪营长赵书怡带领40多人组成的“敢死队”,试图从南二道沟大板桥冲出镇外,在民众自卫军强大火力阻击下,伪军赵营长毙命,“敢死队”大部被打死。11月下旬,日军天野部队从岫岩赶来解围,民众自卫军撤出战斗。围攻大孤山战斗打死伪军200余人。
12月中旬,日军调集重兵对三角抗区实行规模空前的大“讨伐”。参加这次大“讨伐”的有多门第二师团、坂本第六师团各一部及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(驻连山关)、第三大队(驻大石桥)的部分兵力,加上伪军共1万余人。12月13日开始,向以龙王庙、尖山窑为中心的游击据点包围过来。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而集中,加之民众自卫军又缺乏对付大规模“讨伐”的战斗经验,一开始即采取了分头迎击、处处设防的办法,结果分散了兵力,龙王庙、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。邓铁梅率部北移,在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率领的学生大队会合,整顿了队伍,制定了退敌计划。当时敌人主力在文家街、红花岭、尖山窑一线。文家街在哨子河以北,是通往尖山窑的要道,邓部决定先攻击文家街,然后反攻尖山窑。黄昏时,战斗打响了,自卫军首先抢占制高点,以轻重机枪压制敌人的火力,大刀队和另一部自卫军向村内进攻。一夜激战,自卫军发起多次冲锋,攻入村内,日军遗弃50多具尸体和大量军需物资后,向何家堡子、尖山窑方向狼狈逃窜。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克复尖山窑。12月底,他亲自到阵地督战,苗可秀率学生大队冲锋,自卫军战士奋勇向前。激战至第二日拂晓,敌人弹药补充困难,放弃尖山窑向白旗堡撤走。自此尖山窑又回到民众自卫军手中。文家街、尖山窑两次战斗之后,日伪军开始撤退,义勇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大“讨伐”。
1933年4月15日,敌人开始了第二次大“讨伐”,兵力更加集中,分多路向自卫军猛扑,所到之处修据点,建公路,实行保甲连坐法,把自卫军挤压在龙王庙以北,白旗堡以南地区。随后敌人逐渐收缩兵力,民众自卫军不断遭到伤亡,最后撤至白旗堡以北的老平顶山上固守,部队损失严重,有战斗力的部队只剩下一千多人。民众自卫军的几个游击据点又为日寇占领,少数部队只能在老平顶山、南尖山、帽盔山一带的密林里坚持斗争。
在困境中,邓铁梅总结作战失利的教训,加强军事训练,锐意整顿部队。同年6月,部队利用山林树木逐渐繁茂、青纱帐形成的有利时机,加紧练兵。经过一段整顿,部队人数又有发展。
《塘沽协定》的签订,是中华民族继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又一个奇耻大辱。它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、热河,并把华北置于日军监视之下的事实。消息传来,民众自卫军上下无不愤慨万分,纷纷请缨杀敌,以雪国耻。邓部相机出动,袭击敌人,部队又出现了新的活跃气势。
三角地带抗日武装力量的再次振兴,使日伪军大为惊恐。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率部并纠集一批伪军,开始了第三次大“讨伐”,到处杀戮群众,烧毁村庄,制造无人区。邓铁梅率部以出其不意、忽东忽西的战术,对日伪军及其占领区不断进行袭扰。由于自卫军频频出击,迫使敌人不得不在8月末收缩兵力,第三次大“讨伐”告一段落。在日伪军第三次大“讨伐”的艰险环境中,邓铁梅率部队寻机袭扰敌人,并取得一定的局部胜利
未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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